张伯伟新材料middot新问题

新材料·新问题·新方法

——域外汉籍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文丨张伯伟

▲张伯伟先生

时至今日，尽管人们对“域外汉籍”已经不那么陌生，但仍有必要在文章的开始对这一概念下一定义：所谓“汉籍”，就是以汉字撰写的文献，而“域外”则指禹域（也就是中国）之外，所以，“域外汉籍”指的是存在于中国之外的二十世纪之前用汉文撰写的各类典籍文献。具体说来，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历史上域外文人用汉字书写的文献；二是中国典籍的域外刊本、抄本以及众多域外人士对中国典籍的选本、注本或评本；三是流失在域外的中国古籍（包括残卷）。作为其主体，就是域外文人写作的汉文献。

历史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读书人，用汉字撰写了大量文献，其涉及范围几乎与“国学”相当，这些材料构成了长期存在于东亚世界的“知识共同体”，既向我们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也提供了在理论上和方法上继续探索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看，域外汉籍研究大致会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作为“新材料”的域外汉籍，主要是文献的收集、整理和介绍。第二阶段是作为“新问题”的域外汉籍，主要是就其内容所蕴含的问题作分析、阐释。第三阶段是作为“新方法”的域外汉籍，针对文献特征探索独特的研究方法。目前的总体状况大概在一二之间，少数论著在二三之间。当然，所谓“三阶段”，只是就其总体趋向而言，其中必定有所交叉，并非取代关系。

一、域外汉籍研究前史

中国人过去有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观念，从《史记》开始，中国的正史也具有世界史的规模。因此，对于中国以外的周边汉籍的认识也由来已久。统一新罗时代的崔致远在唐代为宾贡进士，其《桂苑笔耕集》曾著录于《崇文总目》及《新唐书·艺文志》，《中山覆篑集》则见录于宋代《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其书在中国亦有不少传本。高丽时代则有北宋元丰年间崔思齐等使臣的作品，以《高丽诗》为名刊刻于中国，见《郡斋读书志》。熙宁年间，朴寅亮、金觐出使宋朝，宋人为刊二人诗文，名曰《小华集》，事载《高丽史·朴寅亮传》。又李齐贤《益斋集》被刻入《粤雅堂丛书》，其词被刻入《彊村丛书》。朝鲜时代的许兰雪轩作为女性作家的代表，在中国大受欢迎，《列朝诗集》、《明诗综》等大量现存明清之际的选本中入选其诗，就是一个证明。又如徐敬德，其《花潭集》入《四库全书》集部。朝鲜末期的金泽荣，一生大部分著作，都是在江苏南通翰墨林印书局出版。此外，如日本山井鼎、物观的《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入《四库全书》，市河宽斋怀着“传之西土，以观国之华”［1］的愿望而编纂《全唐诗逸》，且最终收入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越南黎澄的《南翁梦录》被编入多种中国丛书，朝鲜时代许浚的《东医宝鉴》在中国也有翻刻本。至于中国流失在外的典籍，也曾大量回流，如皇侃《论语集解义疏》从日本舶回，入《四库全书》。江户时代林衡编纂《佚存丛书》，大量收集刊印保存在日本的汉籍，其中如太宰纯校《古文孝经孔氏传》和隋朝萧吉《五行大义》等，后来皆收入《知不足斋丛书》。甚至历来被视为“小道”的小说类，如张鷟《游仙窟》在晚清从日本回流中国。在现存文献记载中，也还有中国方面以官方的名义向周边国家访书的情况，最著名者为《高丽史·宣宗世家》八年（）六月丙午的记载：

李资义等还自宋，奏云：“帝闻我国书籍多好本，命馆伴书所求书目录授之。乃曰：‘虽有卷第不足者，亦须传写附来。’凡一百二十八种。”［2］

▲《高丽史》（亚细亚文化社年版）

这里所访求的是中国佚书。又《通文馆志》卷九记载，肃宗四年（康熙十七年，），清使“求观东国文籍，赍去石洲、挹翠、荷谷、玉峰、兰雪、圃隐等集,《正气歌》、《桂苑笔耕》、《史略》、《古文真宝》及近代墨刻法帖，东人科体表赋诗论十二篇”［3］，这里访求的“东国文籍”，除了东人所撰著者，还包括中国书籍的东国刻本。

域外汉籍进入中国，当然多少也会受到一些评论。但除了汉传佛教典籍部分［4］，历史上中国人对于它们的认识，往往是从展现本国“文教之盛”或“礼失而求诸野”的心理出发。如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五评论越南阮绵审《鼓枻词》和朝鲜朴誾《撷秀集》云：“海邦殊俗，亦擅音阕，足征本朝文教之盛。”［5］就是一例。二十世纪初以来，学术开始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学者尤其重视新材料的发现。胡适当年强调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而所谓“科学的方法”，其实就是西洋人做学问的方法，重心之一就是找材料。傅斯年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说：“西洋人作学问不是去读书，是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所以这学问才有四方的发展，向上的增高。”［6］这一观念其实来自于十九世纪中叶以下的德国，他们改变了十八世纪对单纯博学多闻的追求和赞赏，使得原创研究成为新时代的“学术意识形态”，所以特别重视古典语文学和历史学［7］，也因此而特别重视新材料，这就是傅斯年所接受的德国学术影响。陈寅恪在年写的《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总结了以王氏为代表的学术典范，其中之一就是“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8］，“异族之故书”就不排除域外汉籍。又如胡适在年9月2日给傅斯年信中，言及他在同年八月苏黎士举办的史学大会上宣读的《近年来所发现有关中国历史的新资料》（RcntlyDiscovrdMatrialforChinsHistory）中，提到“日本朝鲜所存中国史料”［9］，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汉文史料。近几年出版的《青木正儿家藏中国近代名人尺牍》［10］一书，收录了胡适、周作人、王古鲁、赵景深、傅芸子等人的信件，其中就不乏对日本所藏汉籍的调查与求购。域外汉籍史料虽然已经引起当时一些有识之士的注意，但总体说来，其价值和意义远远未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识和重视。而在中国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由于近代西洋学术的大举进入和民族意识的觉醒乃至民族主义的高涨，汉籍受到了空前的冷落。对于国文学研究者来说，虽然本国文学史上存在大量的汉诗文，但因为是用汉字撰写，所以难为“国粹”，被视为不能真正代表本民族的呼声。小岛宪之是日本汉文学专家，他在年的一部以《国风暗黑时代的文学》命名的著作自序中，将书名解释为“换言之，即研究平安初期汉风讴歌时代的文学”［11］。这里的“国风”即“日本风”，在他的眼中，“汉风”是不能代表“国风”的。同样，在韩国学者撰写的本国文学史中，汉文学或缺席，或仅作点缀，汉文学研究风气之式微也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传统的研究学术史的方法，无不以“考镜源流，辨章学术”悬为标准与鹄的，所以，回顾域外汉籍的研究史，我们也会很自然地把目光追溯到久远的过去，有时还会为今日的工作寻找一个堂皇的祖先。但学术史上称得起一种新学术的兴起，必然要有新材料、新问题、新理论和新方法，而不仅仅是出于一二名公巨子的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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