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的诗被称为“唐诗灿烂的晚霞”，一生造诣颇深，创作甚丰，无论是意象，意境，还是意旨，都表现出自成一格的朦胧美，其代表作《锦瑟》堪称最享盛名。纵观其诗，除了有云雾笼罩感的朦胧美之外，也透露着李商隐自身的悲剧色彩。他是苦难社会里的艺术天才，他为诗歌艺苑献上了一束色彩斑斓的异葩。

本周山外山，从李商隐魂牵梦萦的朦胧诗中窥其悲剧色彩的人生。

默默地品味一下一千五百多年前陶渊明的《述酒》，优雅地领略一番晚唐及南宋词人中的一些情致，再一遍遍吞咽李商隐的“沉博艳丽”、“漪密瑰妍”，彻底纠正去西方象征主义那里寻根的错误，便会情不自禁地将“朦胧诗鼻祖”这一皇冠奉献到玉溪生先生的头上。

《李商隐行吟图》任重

自《诗经》始，朦胧美已成为中国诗歌的一种审美追求。“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蒹葭》）秋露凄清，芦草苍茫，盈盈水畔似隐若现的绰约佳人，已经刻画成我们对于中国古典诗歌恒远的美丽记忆。屈原《离骚》、曹植《洛神赋》、张若虛《春江花月夜》等，也都或多或少带着朦胧美的特征，但将此作为诗歌的审美特征，成为独特艺术个性的诗人，李商隐是第一个。

“摊烛作画，正如隔帘望月，隔水看花，意在远近之间，亦文章之法也。”（董其昌《画禅室随笔明》）“凡作诗不宜逼真，如朝行远望，青山佳色，隐然可爱，其烟霞变换，难于名状。及登临飞复奇观，唯片石数树而已。远近所见不同，妙在含糊，方见作手。”（谢榛《四溟诗话》）所言正是这种诗美境界。

《春江花月夜》黄永玉

作为朦胧诗家第一人，他创造了前无来者，后人难以攀越的艺术高峰。不论哪一种形式的艺术都是对生活的观照。朦胧诗以其朦胧的意境、主观的色彩对本来复杂的生活、模糊的物质世界以及瞬间不可言状的感受表现出相应的情感形式。这样，主题的多重性和模糊性同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正由于如此，李商隐创造出了“博奥幽深，独具魅力的迷宫。”

李商隐的朦胧诗，“总因不肯吐一平直之语，幽咽迷离，或此或彼，忽断忽续，所谓善于埋没意绪者”。（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他不直接吐露感情，有意埋没意绪，敛抑情绪。李商隐的这类诗举不胜举，如《无题》《锦瑟》《贾生》《华清宫》《汉宫词》等，其诗意朦胧，诗旨含蓄不露。他的诗绝少见到直抒胸臆、疏朗明快之作，而大多以独具匠心的构思，在短小的篇幅之内，实现诗意的千回百转，且通过意象的创造与组合暗示情境，寄托情思，使诗的意蕴显得极为婉曲。

任何作家的身上均有时代的印记，反映在艺术作品中，作品也摆脱不了社会的影子。同样，带有浓重忧愤感伤色泽的李商隐也不例外。李商隐的一生是具有悲剧性的一生，诗人命运的悲剧不得不要求他用朦胧、模糊的形式去表现那个白云苍狗的世界，含蓄蕴藉地表现作品的“象外之象，味外之旨”。（司空图《二十四诗品》）

《李德裕见客图》张大千

由于长期的军事动乱和政治混乱，晚唐统治阶级濒临毁灭的前夕，宦官专权、牛李党争、藩镇割据等，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国凋民弊，矛盾丛生。唐帝国的命运正处于“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时期。晚唐文人难以再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也难以再有博大之气和饱满之情，他们都共同具有一种认同天意或劫数难逆的末世心理。这种末世心态就成了晚唐诗歌作品中的悲剧底色。

西域各国各族君长敦煌壁画

士子文人除了发出“自古才命两相妨”（《有感》）的普遍哀调外，剩下的只有压抑自我以求避祸。险恶的政治环境迫使敏锐的晚唐诗人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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