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雪村之前跟我约了一篇跟吃有关的文章，估计大众网红菜、山珍海味全没有，最后没用，当然，理由肯定不是这个了。今天袁隆平去世，吃饱饭的人都知道这个人，但我相信，没有改开搞，有一万个袁隆平还是吃不饱饭，比如我们四川要吃粮，找的是紫阳，而不是隆平。作为一个饱暖思淫欲的吃货，不能在别人去世的时候高谈吃饱喝足，说点跟饥饿有关的吧。

我们这一代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没有赶上六十年代早期最困难的时候。说贫穷，贫穷得不彻底，说有得吃，都是哄小孩子的，在半饥半饱状态中长大的一代，对物质是否匮乏，一生都处于敏感和警惕的状态。

七十年代初，正值壮年的父亲生了一场严重的肝病，面色蜡黄，形容憔悴，同学们心中意气风发英俊倜傥的周老师仿佛一夜间苍老许多。医院看大夫，大夫说，营养不良，身体缺油，脂肪不够，脏腑没有支撑，所以往下掉。为了给父亲补充营养，母亲恳求父亲找他的学生回去请在食品公司做经理的父亲额外给家里多批半斤猪油。父亲脸一板：我一个老师，去找学生开后门，丢不起这个脸。

父亲在肝下垂的折磨中度过了很长时光。后来我母亲在粮站工作的姐姐，利用工作的便宜，一是扫人家购买过程中撒在地上的粮食颗粒，二是自己也掏钱用内部价买了一些，大约凑够了30斤黑豆，托人给家里送来。我记忆中最美味的食品便是那些日子趁着父亲生病才能吃上的黑豆炖汤，黑豆炒空心菜，黑豆磨成豆浆连渣都不放过一起吃掉......父亲的容光在母亲变着花儿的各种黑豆烹制方法中慢慢红润饱满起来。多年以后，母亲当做一个苦涩的笑话给我们讲，那30斤黑豆到了母亲手上时其实只剩下一半，同为老师的邻居在帮忙带回的路上已经截留了15斤。母亲没有开口去问同事索要，她的后半生也从未在同事面前提及，想想困难年代，能吃饱饭的没几家，能吃好饭的更谈不上，人家没有借口说路上丢了就已经千恩万谢了，再说那15斤能让另一家人产生幸福感，也是功德。

我们这一代出生在文革后期的孩子，对政治运动的感受没有父辈那种切肤之痛，孩子总是能在艰难困苦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前些日子小时候同在中学长大的教师子女们建了一个群，七嘴八舌回忆童年生活。我偷酵母片当小饼干吃的故事至今还在流传：父母上班之后，我在家里翻出来一瓶略带淡甜味的酵母片，叫上和我同龄的么么妮，坐在教室宿舍中间门洞的街沿上，打开药瓶，你一颗我一粒地大嚼酵母片，味道和今天的全麦面包差不多，孩子的幸福最简单，就在满嘴的甜味中蔓延。父母下班后发现坐在阶沿上的两孩子已经吃完整整一瓶药丸，吓得手足无措，是药三分毒，不知道酵母片的毒素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在我身上体现出来，我母亲提心吊胆了很多天。看我长到如今还活蹦乱跳话痨如常，估计多吃几粒酵母也算不得什么。况且上世纪七十年代，制假贩毒还没有今天这么泛滥。

我出生在一所县城中学。因为学校食堂的几个师傅比较勤快而且能干，养了几头猪，过年过节我们一群小朋友还在食堂门口围观过师傅嗷嗷杀猪的现场，这样一来在食堂搭伙的老师就能赶上几顿猪肉吃，仅仅为了能在集体食堂吃上肉，母亲和父亲商量决定，一家人都上集体户，吃集体食堂。我记事以后，总听父亲和兄长说，要吃硬菜大肉才算正经吃了一顿饭，怕是与那些日子总是吃不到肉有极大关系。

父亲身体渐渐恢复以后，与学校另外两个老师商量，相约每周末去离学校十里外的小河沟钓鱼，以此改善长年饥饱不匀的状况。家里的钓鱼竿很烂的，父亲从老乡家要的一根细竹竿，鱼钩是自己做的，钓鱼的鱼饵是自己在校园草地里挖的蚯蚓，鱼线好像是买的，与我现在日日见到在我家门口沿河钓鱼的人们十分高级的全套渔具相比，差的不止十条街。

一到周末，父亲和王老师、蒋老师天不亮地不明就戴着草帽、扛着竹竿、带着干粮出去了，到了晚上回家，总能钓到一些鱼回来。个儿都不大，最长的三四寸，最小的比大拇指粗一点长一点，母亲便麻溜儿地把鱼处理干净，裹上一点灰面放进油锅炸。那时候的灰面真的是粗糙的灰色面粉，当然，今天也可以说那时的灰面还有麦麸子在里面，比今天的白面营养价值更高。母亲用油一直都很节俭，直到今天做菜也如此，她做的焖面跟水煮面没多少区别，她炒的青菜很像我们四川人喜欢吃的开水白菜。所以，那时的油炸小鱼儿其实也没多少油分，但对一个缺粮少肉的家庭来说，已然是人间珍馐了。母亲煎好小鱼儿装盘之后，才到床上拍屁股把我和哥叫醒，我通常是在满脸不开心甚至半哭啼状态下吃完油炸小鱼儿又迅速倒头大睡的。

母亲后来说，当年没有冰箱，如果当天不把活鱼做成食品快速吃掉，第二天就会全部变味，父亲一整天的辛苦劳动就会被糟蹋。父亲最后一次钓鱼是年9月9日，他和王老师、蒋老师在小河沟钓鱼的时候，广播里正在广播一件国家大事，我们学校的女老师听完广播后立即哭昏了好几个，我母亲也假装抹了几下眼泪，然后赶紧往小河沟方向去拦父亲和另外两个老师，告诉他们出大事了，返校千万不能声张，更不能说是钓鱼归来，否则会出更大的事情。幸运的是，父亲没有像母亲以为那样的会被抓被判刑被怎么样。

如今我住在临河的民居，终日见河岸坐满钓鱼的人们。有时候我也会想，如果父亲还活着，我会给他买最好的渔具，配全套最好的工具，“闲垂太公钓，兴发子猷船”，有鱼没鱼无所谓了，咱钓的是意趣。

（千回百转矢志不渝的凉拌折耳根）

我出生的地方，是一所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中学。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也有一群，孩子们最爱玩的除了躲猫猫这种游戏，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山坡吃折耳根这种事情。

学校往三湾堰的山坡上，长满了被我们叫做折耳根或者鱼腥草的植物，但我们那时候既不叫它折耳根，也不叫它鱼腥草，而是称作猪鼻孔，这种草本植物横看竖看跟猪的鼻孔都拉不上半点关系，但我们依然叫它做猪鼻孔，也有发音不准的小孩子说：久（走）嘛，我们今天去扯点猪屁股嘛。

当我说折耳根超级好吃的时候，无疑混合了关于童年的记忆。当食物与情感发生某种内在关联的时候，它要么是世界上最美味的东西，要么是世界上最难吃的东西，关键在于爱恨的程度。

我小时候，总喜欢和几个要好的小朋友端着家里印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搪瓷洗脸盆去山坡上的岩石缝里、杂草丛中掏猪鼻孔，猪鼻孔在潮湿的地方生长，混在一堆绿色野生植物中，也是很好分辨的，叶子长得像一颗心的形状，间杂着紫红的纹路，因为是野山，猪牛也都是圈养，猪牛吃不到，农民也不肯吃，所以这么繁盛茂密的猪鼻孔装满洗脸盆其实花不了多少时间。从山坡上返回校园，正好是教师食堂旁边的水井，蹲在洗衣台边一根一根地将泥巴抖掉，将茎叶洗净，然后去教师食堂，找脾气好的师傅，比如李叔叔、莫叔叔那样在文化大革命中从不打倒别人，反而还给被斗弯了腰的的老师偷偷留一碗菜的厨房师傅，问他们要点油盐酱醋花椒面，用三尺长的筷子在洗脸盆里使劲搅拌，一盆新鲜美味的凉拌猪鼻孔就出炉了。如果说在今天，猪鼻孔折耳根至多只是佐酒助餐可有可无的小菜一碟，但在几乎看不到肉的年代，却是我们口水长流垂涎欲滴的美味佳肴，至少我们已经躲过了剥榆树皮充饥的时候。所以我的发育还算正常，不像母亲的女同学们，在十七八岁的年纪出现假绝经现象，也有一些人因为严重营养不良患上了眼疾。

很多人不知道猪鼻孔，也不知道折耳根，所以跟人解释都要假模假样地抬出折耳根的学名——鱼腥草，可是还有相当一些人连鱼腥草也不知道，以至于我常常无从解释无所适从无话可说最后就只有一个字：吃了再说。但在吃的过程中，也不是所有人都好这一口，我们家招女婿的标准首先看能不能吃，能吃的就能干，能干的就有出息。我侄女婿在姑姑面前一直都是特别能吃的样子，但在折耳根面前却是坚决不肯动筷子的。也有朋友对我说，那么腥臭的东西，你怎么能咽得下去？我只好反问：榴莲那么难闻的水果，为什么那么多人吃得欲罢不能？众口总是难调，凡事如此，我们所热爱的人生也许正是别人所怀疑的，反正，在说到折耳根的时候，不止一个人，不止一次，深深地流露出他们怀疑人生的恐惧。

关于折耳根即鱼腥草的功用，可以翻阅《中国药物大全》，当然我也可以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小时候生活的中学，父母有个同事的老公，当年是县委统战部长，到川医即今医院检查，说是患了鼻癌，鼻子活生生地被拿掉，看着他变形而令人恐惧的面孔，我们都明白，这张脸不会太长久地出现在我们眼前了。但是，李叔叔活了很多年，原因就在于我们学校背后有天然的野生的年年不断的折耳根在生长，严孃孃就是靠采摘满山的折耳根熬了水给丈夫喝，才让李叔叔那张变形而令人恐惧的脸，在世间多停留了很多年。

后来我去二毛在南新仓的天下盐吃饭，总能喝到二毛嘱咐厨房熬制的折耳根水，清肺热、解湿毒，心中有种莫名的欢喜。也有一些时间，大概是过了折耳根当季的月份，没有喝到折耳根水，心中便有些说不出口的怅然。

常常有要回四川的朋友问我需要带点什么回来，我说白油菜、折耳根；四川的亲戚朋友来京问我同样的问题我也一样的回答。我同事知道我爱吃折耳根，偶然发现菜市场有折耳根卖，就一股脑儿全给我买回来。

在北京，能吃到资格的折耳根已经变成稀罕事了，在其它国家和地区，大概就是不可实现的奢望了。我常常自甘堕落于这片土地，一多半的原因是自己的中国胃一直不具有普世价值，不能与世界接轨。但令我十分震惊的是，半年前在美国加州，我吃到了在美国的土地上长出来的折耳根，这实在是一件普大喜奔的事情，说明我的重口味其实可以不止于一城一国，不过是我尚未发现而已。

我的老师，多年前移民去枫叶国，前几年又从枫叶国到了星条旗国。我去加州的时候就住在他家里。老师的“呼啸山庄”种满了鲜花、果树和青菜，而他移植到加州的折耳根是在盆栽中繁育成功的。在露天的内庭花园里，一个水缸大小的花盆里密密麻麻种满了折耳根，我小住的那几天，吃到了正宗红油凉拌折耳根，在我之前，著名的四川籍诗人万夏刚刚去过，喝了三瓶红酒之后，借着微醺毫不迟疑地从老师家里摘了一大把折耳根带回了自己家。

(藜蒿炒腊肉）

我去江苏浙江和安徽，所到之处，必点藜蒿。在北京农贸市场偶遇卖藜蒿的基本上全部打包回家。用藜蒿炒五香豆腐干，或者四川农村用柴火灶熏出来的老腊肉，真是美味无比。

年春夏之交与同事去南京，中午在鸡鸣寺不远处的一条小街见到川菜馆，人家热心吆喝我们进去坐，我有点爱答不理，后来多嘴问了老板：有藜蒿吗？老板说：有。我马上跟同事挥挥手：就这家了。

第一次吃藜蒿，是十年前在安徽合肥。我印象中那天是记者节，火车上收到春雨医生的创始人、时任网易新闻总监的张锐给我发短信祝我记者节快乐，我告诉他正在前去他家的火车上。几个小时后，张锐的妹妹在火车站接到我，第一顿饭去的是一家古香古色的徽州餐馆。在徽州餐馆，我第一次知道臭鳜鱼不是臭桂鱼，而是张志和诗中“桃花流水鳜鱼肥”的鳜鱼，但大多数人，似乎接受了把桂鱼做成臭桂鱼。北京翠微路附近有家餐馆，一年四季卖臭桂鱼，生意好到限定每桌的条数，走的时候都生怕你跟他说“再见”，老板不给任何人好脸色，你也别指望跟他假装很熟提前定个座位什么的。在徽州餐馆，我还记住了小米鸡汤，但真正让我的味蕾生出欢喜的是藜蒿。它与我记忆中的折耳根有异曲同工之妙，有一点点只有喜欢的人才喜欢的腥味，脆嫩与折耳根大同而小异。

我吃藜蒿炒小香干或老腊肉，属于蛮霸型，吃着吃着，盘子就放到我一个人面前了，没有别人一根一根拈的秀气，基本上一筷子下去就是十几根，当饭吃那种。据说古时候皇上都不让人看出来自己在食物上有什么偏好，免得偏私某一大厨，我还揣测免得被人看出偏好在菜里下了毒。我毫不掩饰自己的口味，是觉得反正自己也不是皇上，不会有人见天儿地给我送折耳根、藜蒿，也大概率不会有人恨我到下毒的份儿上。说起藜蒿，怀念张锐，斯人已去，吾自当珍重。

实际上，和折耳根、藜蒿有得一比的草还有水芹菜，就是《诗经》中吟唱的“思乐泮水，薄采其芹”，这个“芹”不是旱地的芹菜，而是水里的“水芹”。云梦之泽的水芹是上品，大概就是今天洪泽湖、鄱阳湖、洞庭湖一带，也就是江汉平原江南水岸，若说水芹只长在江南，也不尽然，我猜只要土地比较肥沃的湿润的水边，随便撒了种子，应该都能成活。

北京去延庆方向有个大海陀，大海陀里有不少自然风景区。山势秀美，水流潺潺，我曾在玉渡山脚下的水边脱了鞋站在水里采芹。一起登山的女友一边帮我采，一边不解地问我这东西干嘛使的。溪边有好事者也驻足询问：采这个可以吃吗？我便告诉他们做法吃法，若是清炒水芹，纯粹大气，若是炒肉丝，也有清风掠枝头的山野之感。

水芹菜的杆是中空，很像空心菜杆，但口味却带着清风和鱼儿掠过水面的气息，不似空心菜一般平淡无奇。因为水芹中通有节，古人以送水芹作为祝福：路路通达、事事如意。「鲁颂?泮水」传开之后，后世取“芹泮”二字以称文庙，读书人中了秀才在泮池边采得水芹插在帽子上祭拜孔庙，方显读书人的样子，人们又附庸风雅把采芹人比作了读书人。

也是《诗经》，「采菽」中云：“觱沸槛泉，言采其芹”，用“采芹”暗喻了男女之间结伴而行、谈情说爱。采芹如此美好，稼轩先生献芹时大概想不到结局其实并不都是美好。辛稼轩的《美芹十论》雄有万卷，笔无点尘，千钧笔力，皆付流水。美芹之情，无异于黍离之悲。

我大爱水芹，与《诗经》无关，与辛弃疾无涉，纯属口味。人生很苦，有时候需要有提神醒脑的东西，我就爱这一股子腥膻的药味。有些人爱吃巧克力，认为在浓得化不开的甜香中有爱情的味道，有些人喜欢吃冷得直哆嗦的冰淇淋，因为心中有浇不灭的烈火在燃烧，而我总是在野草野菜中盘桓，以至于在京西古道路边问老乡有没有野菜卖还被鄙视了：想吃野菜自己去山里掏啊。

关于吃这件事，我跟很多人说不到一起去；我跟好多人渐渐断了联系，也一定与吃有关系。我口味重，重麻重辣，大开大合，柳芽儿太苦，朋友说凉拌的时候记得要加糖啊，我顿时觉得比苦还难下咽；关于西红柿炒鸡蛋搁糖还是搁盐，很好的朋友最后吵到分道扬镳，为了余生安宁，我后来再也不跟人讨论什么草好吃的问题了。

苍老师要说话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苍老师要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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